实业报国是贯穿陈嘉庚一生的一条主线岁的陈嘉庚第一次下南洋从父经商。1904年，陈嘉庚开始自主经营，他从经营米店、黄梨罐头厂干起，开启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因其勤奋刻苦、经营有方，仅用20余年的时间，即发展成南洋各埠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从其“个人企业追记”记述的内容来看，陈嘉庚的实业经营项目主要有米业、黄梨业、橡胶业和航运业，此外，他还经营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肥皂厂、皮革厂等，并涉足报业、中介和地皮等生意，可谓多业经营，涵盖农工商。1925年，陈嘉庚的商业帝国到达顶峰，各项业务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多达3万余人，净资产累计达1200多万叻币。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陈嘉庚有着独特的经商之道。他诚信果毅，爱拼敢赢，经营技法细腻，具有非凡的经商才能、强烈的爱国意识，以及在商场上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从实践来看，陈嘉庚的实业人生始终伴随着商以养学、商以报国的经营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陈嘉庚的经商之道及其实业思想，不仅仅具备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今天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嘉庚的商业成功绝非偶然，更非运气使然，而是以其独特的经商之道，外加个人勤奋为支撑的。尽管陈嘉庚学识不高，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商科教育，但他的经营情商常人难以比肩。陈嘉庚将自己经商成功的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要有祖国做靠山，二是要有经济的眼光，还要有政治的眼光。”这两条是他在海外经商几十年的心血结晶。除这两条宏观经验之外，根据《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及其演讲、家书等资料，其经商之道还包括以下几方面，值得当今的企业经营者们学习借鉴。
陈嘉庚是中华诚信文化的忠实信仰者和笃定的实践者，这点在他的实业经营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贯彻。陈嘉庚经营企业，首先宣扬一个“诚”字，按他自己解释：“诚”的核心内容是忠诚于祖国、真诚服务于社会。陈嘉庚把“诚”看作自己办实业的价值观念，他办实业不仅是为了盈利，更是为了尽“爱乡爱国”之“义务”。同时，从创业开始，陈嘉庚就把“信”作为矢志不渝的根本原则。1903年，陈嘉庚父亲的生意破产且欠下高达20多万叻币的债务。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法律，父债不必子偿，但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表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他毅然承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他向债主承诺，“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陈嘉庚从经营米店、黄梨罐头厂干起，从简起家。至1907年，他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全部债务。陈嘉庚“代父还债”的举动迅速传遍了东南亚，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赞赏，为日后经营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和信誉基础。
陈嘉庚将诚信经营原则写入公司章程，并亲自拟写警语置于章程页眉，用于警示和告诫职员。一方面，陈嘉庚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公司生产的各类胶制品出厂前一定要经过多道工序检验，为顾客严把质量关。他在眉头警语中写道“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不悦”；“货品损坏，买后退还；如系原有，换之勿缓”。正是因为诚信经营，质量过关，陈嘉庚公司生产的“钟标”牌胶靴和“苏丹”牌黄梨罐头得以畅销世界。另一方面，陈嘉庚很看重对顾客的尊重与相互信任，“待人勿欺诈，欺诈必取败”“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除了恪守诚信，过人的毅力也是陈嘉庚商业成功的原因之一。陈嘉庚在经营实业过程中经历了许多逆境和挑战。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他刚毅不屈，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正如他所说：“非常事业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哉？”只有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战胜艰难险阻，收获成功。
陈嘉庚认为，“动作迟缓，事事输人，商战中必为败兵”。实业经营不仅要敢于冒风险，还要决策及时，行动迅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是他实业经营屡屡成功的制胜法宝。刚开始创业时，陈嘉庚经过多番市场考察，发现菠萝罐头销路多且投入资金少，于是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利用手头仅有的资金加借来的7000元，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赶在菠萝生产旺季之前建成了“新利川”黄梨厂，同年盘下“日新公司”，专心发展菠萝罐头业务。由于经营有方，两厂当年即盈利。
在陈嘉庚的各类经营活动中，还有很多审时度势、果断超前的案例，正是凭借这种先见性，陈嘉庚在经营中往往能占得先机。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他果断决策，投资经营橡胶业的成功事例。19世纪末，橡胶从巴西引种南洋成功，当时鲜有南侨看到其中商机。而陈嘉庚认为，20 世纪将是汽车时代，汽车产业需要大量用到橡胶，他深感此业前景广阔，于是在1906年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大胆引种。稍有积累后，复购地垦殖，置入卖出，以小换大。之后，南洋橡胶业竞争非常激烈，当地的橡胶产量远超于了市场需求，橡胶价格急剧下降，不少橡胶厂纷纷退出南洋市场。但陈嘉庚通过调研判定，生产过剩和利润减少一定只是暂时的，他又果断决策，耗资30多万元买入9家橡胶厂，并投资10多万元，扩充和改造这些橡胶厂的设备。后来胶价扶摇直上，橡胶厂取得了厚利。到1925年顶峰时期，陈嘉庚拥有橡胶园多达1.5万英亩，成为南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在陈嘉庚所有实业经营项目之中，橡胶业顶级规模、获利最多。有人评价道“陈嘉庚虽然不是在马来亚种植橡胶的第一人，但却是当地看到橡胶有无限发展前途的第一人”。此外，陈嘉庚实业经营中还有很多类似“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案例，比如他在家乡也做过不少实业经营尝试，如开矿、办厂、创设交通服务企业等，这在当时都是开了风气之先，是后来南侨回国投资实业活动热潮的较早尝试。
陈嘉庚实业经营中的开拓超前意识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注重拓宽产业链。在经营过程中，陈嘉庚注重自产、自造、自销的一条龙产业链。例如，南洋黄梨罐头竞争非常激烈，为了不受制于人，在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后，陈嘉庚开始购地种黄梨，起号“福山园”，既解决了原料问题，又拓宽了产品价值链；橡胶在南洋大规模种植之后，生胶原料及其充足，陈嘉庚再次拓宽产业链，涉足生胶生意，开办橡胶制品厂，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设立分销店100多处。二是注重产品的广告宣传。陈嘉庚的企业虽然办在新加坡，但对中国市场很看重。1920—1948年，陈嘉庚公司花重金在国内报刊刊登产品广告，所刊广告达到4000余则。其中，刊登最多的是在《申报》《大公报（天津版）》《新无锡》《国民导报》。以《申报》为例，1920—1934年，公司在此报纸刊登的广告高达717则，仅1926年就多达262则。可见，陈嘉庚很看重利用广告来扩大产品的影响力和销路。三是注重多元经营。多元经营是避免“一篮子鸡蛋”风险的规避手段，细数陈嘉庚公司经营事物的规模，总体贯彻了大而全的经营策略。陈嘉庚公司主要经营米业、黄梨业和橡胶业，但公司业务触及种植、制造、商贸、交通运输、地皮和报业等领域。所有这些经营举措在今天看来虽是很多企业常见的经营策略，但于陈嘉庚所处时代却不多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开拓超前意识让陈嘉庚在经营中领先一步。
无限风光在险峰，实业经营也是同理，只有那些敢于冒险的人才能领略到风险竞争的真正魅力。陈嘉庚经营航运业就是其爱拼敢赢、勇于冒险的典型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运输业面临很大风险，商船经常被德国军舰击沉，血本无归。各国政府实施严格限制，陈嘉庚的出口商品都囤积在码头仓库，陷入困境。但因为运力下降，海上运输的利润随之水涨船高。陈嘉庚独具慧眼，在困境中看到商机，他决定冒险经营航运业。战时的航运业风险极高，陈嘉庚先是靠租船运输，租下了“万通号”“万达号”两艘船，运行几个月后，利润颇丰。不久后因为市场扩大，他又租借两艘，专门承接英国政府的货物。其航运业得到英殖民政府的支持，艘艘船满载，利润很高。仅1915，其航运业就净赚20多万元，超过当年各业总利润的一半。积累经验后，陈嘉庚又果断决定，出资购船，于1916年、1917年先后购买“东丰”“谦泰”两艘船，但他不自主经营，而是租给法国政府，不仅规避了风险，还较快获利。1918年，两船被德国军舰击沉，陈嘉庚获得保险赔偿120万元，不仅补偿了损失，还赚取了一笔巨款，继续投入其实业。正因为经营航运业，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的实业经营不但没有遭受到巨大损失，还安然无恙。
20世纪20年代前后，陈嘉庚跨界经营，多业并进。甚至不惜从银行进行资金拆借，举债扩张，体现出其具有冒险品质的一面。当然，陈嘉庚也考虑过失败风险，不过他能坦然面对。他在1934年以《畏惧失败才是可耻》为题写自传，文中引用了美国汽车大王所言“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耻辱”。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反复引述了这句话，这体现了他爱拼敢赢、勇于冒险的精神风貌。
陈嘉庚认为：“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金，而在经营得法与否，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陈嘉庚办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其公司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他身为公司总管，亲自制定章程，做到人人道守，概不例外。他处处精打细算，注重成本核算，不图形式而求实效。对重点企业每日必到，从早到晚，认真巡视。其管理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在达到鼎盛前，陈嘉庚就建立了整套的管理制度，1922年公司改组，各项管理制度日趋成熟。1929年，陈嘉庚又亲自重新修订了《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共计14章，332条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陈嘉庚办实业的指导思想与基础要求。总体而言，该章程制度规范，职责分明，赏罚并举。陈嘉庚公司组织架构分三层级，在新加坡设立“陈嘉庚公司总管理处”，即公司总部，统辖下属各企业，企业再下设生产部门或别的业务部门，配合主管部门，层级间的业务关系、事权归属和职责划分均明确清晰，他还建立了巡查制度，对重要的业务派驻巡查员，部门经理、巡查员对总行负责。因为规制到位、组织完善、管理规范，时任新加坡总督对陈嘉庚的企业组织能力大加赞赏。
二是注重人性管理。陈嘉庚很看重员工管理，他厘定的眉头警语虽然对员工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但很人性化。在工作动力方面，陈嘉庚用“厦集二校之发达，本公司营业之胜利，其责尤全系同事诸君。诸君苟奋勉所事，本公司营业之胜利，其责尤全系于同事诸君”等话语激励员工；在工作作风方面，用“服务时间，精神贵有专注”“嬉游足以败身，勤劳方能进德”等话语勉励员工；在业务能力方面，则用“业如不专，艺必不精”等话语劝诫员工。陈嘉庚还关注到员工的休闲娱乐文化建设，设立“陈嘉庚公司俱乐部”，内设美术、音乐、戏剧和体育等部门，它是陈嘉庚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极大地增强了公司员工凝聚力。
三是精于核算。阅读陈嘉庚的“个人企业追记”可发现，陈嘉庚实业经营中每年都有经营核算，总几年又核算。具体到生产环节，如经营黄梨厂，陈嘉庚此前并无经验，但经营一段时间以后，他便找到其中的经营之道，“及亲营此业，并由前日新公司半年获利之巨，乃知此业极需有才干思想。若能精于核算，用心选择制造出售，每箱可多获五六角之多。”此外，陈嘉庚还经常到工厂视察生梨采买质量，其他工厂是每季核算得失，而他是每日核算得失。陈嘉庚还规定，当日购买的生梨要当日加工完毕，第二天装罐，这样有助于成本核算，以利定价，确保利润，而且还能监管到黄梨剖工损失，采取补救措施。能够准确的看出，精于核算是陈嘉庚经营黄梨业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是以身作则。陈嘉庚每日定时定点下到企业、车间巡视，察觉缺陷，及时纠正，发现经验，尽快推广。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在新加坡的生活作息相当规律。除周日外，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随后出门散步半小时，6点吃早饭，7点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午夜才回府就寝。陈嘉庚作为大实业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以身作则，亲力亲为，这样的工作作风深受职员敬佩，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包括很多层面，比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这些层面陈嘉庚公司几乎都涉及了。如在技术创新方面，陈嘉庚公司通过改进“冰糖熬煮工艺”和改造“熟米晒制设备”等来博取差异化优势。1905年秋季，陈嘉庚在新加坡梧槽港口出租屋，创办一黄梨厂，兼煮制冰糖，起号“日春”。当时新加坡冰糖生产主要由潮商经营，约有七家，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熬制冰糖均采用大锌锅，燃料用柴薪，是不经济的方法。而陈嘉庚的冰糖煮法则不同，系与黄梨厂同用汽炉，而燃料则用锯木屑，煮锅则改造为内铜外铁，该煮法每担成本省二三角，每日煮二百余担，可省数十元。再如，南洋多雨，晒制熟米最怕雨淋，非常不便。有一次陈嘉庚到曼谷时，参观了一位福建籍华侨创办的“鸣成”米厂，发现该米厂采用砖庭晒制，还在砖庭上面建制有活动可进退之屋盖，庭股边安装轻便铁路，出入湿干粟及屋盖，均从铁路运载，可大幅度的提升工效。陈嘉庚深深佩服其智慧，回新加坡后立即照此改造“恒美”米厂，采用新技法，当年恒美米厂除新造庭盖等费以外即获利2万余元。
在产品创新方面，陈嘉庚也善于创新产品包装或产品款式，譬如黄梨罐头，他用条、块、方、圆、刻花等不同形制混合包装的杂庄去迎合洋商对花色款样的要求，该庄虽销量不大，但利润较高，每箱比普通装多获两三角至七八角之利。再如，陈嘉庚公司出品的各类橡胶制品种类非常之多，款式多样。其中，仅胶靴的款样就达百种以上，人字拖鞋就有十几种设计。1926年5月25日，《工商新闻》刊登了一则广告，介绍了陈嘉庚公司新生产的一种“避电鞋”，称这种新产品能“祛湿避电”。因善于创新，陈嘉庚企业具有多项发明专利，在南洋商界也有“发明家陈嘉庚”一说。这种精神也为公司开拓新市场注入了强大活力。
为了使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陈嘉庚在经营管理中，处处留意发现和培养管理人才。只要忠实可靠又精明能干，一经发现就破格提拔，委以重任。例如，李光前原是一家国货公司英文秘书，他为人诚实，积极进取，通晓中英文和涉外业务，深得陈嘉庚赏识。经过培养考察，他被予以重用。后公司橡胶业务快速地发展，其本人才华也得以充分发挥。再如陈六使，原为陈氏橡胶园的普通员工，他年轻干练，有魄力，工作认真负责，被陈嘉庚发现后，改派到另一家橡胶厂工作并逐步任高级职员，管理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后来，他们先后离开陈嘉庚公司并独立经营，均成为著名的实业家和南侨领袖，这与他们在陈嘉庚公司的历练和陈嘉庚对他们的栽培与提携紧密关联。陈嘉庚的经营进入低谷后，他们继续追随并支持陈嘉庚开创的公益事业，为当地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陈嘉庚还很看重技术人才的选拔，他认为：“化学工业与检验技师为制造业命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化学技师温开封被聘为熟胶厂总经理，傅定国聘为总部部门经理。陈嘉庚还聘请一批来自德国、英国等国的外籍技术专家来橡胶制造厂服务，他视“工厂如师校”，重视对员工做技能培训，这种智力投资仍为当今企业的重点建设内容。
陈嘉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个有情怀的实业家。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且是利润最大化。陈嘉庚办实业也讲究赚钱，这点无异于普通资本家，所不同的是，他对财富的理解和用度达到常人很难来想象的崇高境界。从他经营得利后对财富的分配能够准确的看出，陈嘉庚始终将个人实业经营与国家前途、社会命运紧紧相连，通过办教育、救灾和社会公益等渠道将累积的财富散播于社会，直到财富几近用尽。总而言之，陈嘉庚经营实业非常讲究大局观，其实业经营始终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相关联，形成了其鲜明又独特的实业报国思想。
陈嘉庚时常对友人说：“我的金钱取谙社会，亦当用诸社会”“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陈嘉庚在各种场合最常引用的西方谚语“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最能体现他对钱财的态度。他通过实业活动积累财富，又通过公益活动让财富回归社会，形成其“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用财之道。据相关资料记录，陈嘉庚从1904年独立创立到1931年企业临近收盘的28年间，其各种费用总支出1331万元，其中捐资兴学支出837万元，为兴学而支付银行利息380万元，两项合计1217万元，占总支出的92%；捐赠其他公益事业、还债及佣金等合计74万元，占总支出的6%；家庭费用仅30万元，仅占总支出的2%。
“虽为社会守财，无为之费一文宜惜，正当之消千金慷慨。”这句话体现了陈嘉庚在用财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办学、救灾和公益方面，陈嘉庚花钱如流水，大度如富豪，大有“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气魄。与国外一些资本财团赞助教育不同，陈嘉庚并不是在有巨大财富后拿出一些余钱来办学，而是将经营所获得的收益源源不断地寄往国内兴学，后来还将公司股份直接划拨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约其数量，有十之八”。1926—1934年，陈嘉庚的实业亏损达1000万，他将厂房、地产、货物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想方设法给集美、厦大两校筹集经费378万元。正如有些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陈嘉庚“轻金钱，重义务”，把全部财富贡献给了社会。
而在居家生活方面，陈嘉庚始终以节俭为本，严控各项开支。1919年，在陈嘉庚回国倡办厦门大学期间，他发现少数集美师生常常要到厦门市去消费，就在秋季开学式上演讲时进行教育批评，他说：“中国今日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并现身说法，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另费）不及二元。”他指出：“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此余之本意。”不仅如此，在财产继承上，陈嘉庚也主张“多为社会想，少为儿孙计”的财产观。他认为对子女应有“道德之爱”，而非“金钱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实乃害之，非爱之也。”他认为，儿女应该自己去拼搏奋斗，“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当马牛。”他还常以“针无两头利”为比喻，教导子女：“我既立意为社会服务，当然不能再为儿孙计；若兼为儿孙计，则不能尽量为社会服务。”在这样的观念下，陈嘉庚在世时对子女、亲属使用钱财的要求十分严格；在他临去世时，嘱咐将自己的320余万元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儿孙后代。总之，陈嘉庚用财的最重要原则，是处处为国家为社会着想，而不为个人和子孙打算，他真正践行了其一生奉行的“金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伟大格言。
陈嘉庚多次论述兴办实业与兴办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实业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教育与实业似有连带之关系，无实业则教育费从何来；无教育实业人才从何出。”一方面，“百事非财不举”，实业经营是兴办教育事业的基础，唯有借商兴学，以商养学，办学活动才能维持。另一方面，教育对于实业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23年《南洋商报》开幕时，陈嘉庚指出，“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他认为：“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基于对“教育与实业”关系的独到见解，陈嘉庚大力兴办教育，以期开启民智，并助力实业，服务经济发展。
同时，陈嘉庚格外的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培养了大量渔业、航运、农林、财经等方面的人才。例如，陈嘉庚目睹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海权均操洋人掌握”而深感痛心，他认为：“欲振兴航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航业人才。”故于1920年在集美学校创设水产航海科，把“开拓海洋，挽回海权”“造就渔业航业中坚人才，以内利民生，外振国权”作为办学目标，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航业人才。再如，陈嘉庚切身体会到世界商战愈演愈烈，培养一批有着非常丰富商业知识、能适应世界商战形势的工商人才十分必要，于是从1920年起在集美学校创办商科，并开设实习银行、商店等，为其实业经营培养了许多商业人才。这些举措体现出陈嘉庚的先见眼光，也充足表现出其“兴办教育，助力实业”的育才思想。
自西学东渐后，很多仁人志士目睹我国实业落后现状，提出了“实业报国”的思想，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曾涌现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但总体看近代中国的实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陈嘉庚深知实业落后的利害关系，因而一直以“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责任感去经营实业。在他拟定的公司章程中曾明确阐述：“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充足表现了其“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的大局观念。
以橡胶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一场橡胶业的激烈商战。一些商人不敢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严峻形势所产生的风险，只得知难而退。而陈嘉庚与众不同，他毅然决定扩大自己公司的规模，增强实力。陈嘉庚之所以全力以赴，大办橡胶业，不只是为盈利，而是基于多种更深层次的原因考虑的：第一，他是为祖国争得利益，与日本进行竞争。陈嘉庚看到我国橡胶业落后的面貌，指出“欧美之盛，固不待言，岛国日本亦已设厂数百家，独我国则尚未萌芽。”因此，他决定非办好橡胶厂与之对抗不可。尽管竞争过程遇到极大困难，但陈嘉庚并未退缩。第二，为赚取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序》中便明确说明：“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后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而经济充实，教育乃无中辍之虑。两校命运之亨屯，系于本公司营业之隆替。”第三，为了通过经营橡胶业来培养技术人才。他曾如此设想，利用南洋橡胶产业先进设备，培训技术熟练的华侨，将来回国服务，发展橡胶工业。正如他说：“若能设备大规模制造厂，不特可以利益侨众，尤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所以，他不惜垫资，积极勇进，培育了一大批橡胶人才。
陈嘉庚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他展现出的诚信刚毅、果断超前、爱拼敢赢、重视管理、善于创新、知人善任的经商之道，及其独特的实业报国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当代企业家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在多个场合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鼓舞广大企业家更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更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把企业未来的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推动企业家带领企业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时，广大企业家群体应以陈嘉庚等优秀企业家为榜样，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厚植爱国情怀。企业营销无国界，但企业家有祖国。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办好一流企业，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二是弘扬创新精神。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消除，但也要看到，危中有机，唯创新者胜。企业家应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三是坚持诚信守法。人无信不立，企业和企业家更是如此。当前，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还存在不讲诚信甚至违法行为，对此企业家应予以重视，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四是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家应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真诚回报社会。五是积极研判市场。企业家应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市场动向，研判市场的需求特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机遇、努力奋斗，带领公司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